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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农民乐队在为戏剧伴奏。民营剧团诞生于民间，所有的演职人员都是农民。） |
因为传统戏剧市场的不景气，被称为浙江文艺界“一面红旗”的缙云国有婺剧团黯然解散，而与此同时，人们却发现，在缙云，30多个完全由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婺剧团却蓬勃兴旺，活跃在浙江各地农村。
这样的情况，并非只发生在缙云。目前，浙江省能够正常演出的国有剧团已由5年前的118家锐减到了30多个。与此同时，民营剧团快速崛起，全省目前共有登记在册的民间职业剧团485家。
吃皇粮、拥有诸多科班专业人员的国有剧团缘何不敌几个戏剧爱好者、几件简陋戏装凑起来的“草台班子”？在文化多样性和传统戏剧日渐式微的今天，“草根”剧团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？
一个国有剧团倒下去，30多个民营剧团站起来
“百乐戏为首”，浙江丽水市缙云县历来是戏曲繁盛之地，高腔、昆曲、徽戏、乱弹在此争奇斗艳。建国以来，以“子仙班”的演员为基本班底的“拥和剧团”通过民主改革，成为县级国有剧团--“缙云婺剧团”。优秀的演职人员，优秀的传统剧目，缙云婺剧团不仅是当地戏曲舞台上的“一枝独秀”，也是浙江省文化系统树立的一个标兵。
直到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，由于各种原因，国有剧团陷入了困境。“演职人员要么在‘馆团合并’的改制潮中去了文化馆、群艺馆，要么就另谋出路。当初由当地文化主管部门长年累月财政拨款添置的服装、灯光、道具、器材，如今廉价卖给农村业余剧团。”熟悉这段历史的浙江省戏剧家协会活动部主任、艺术团团长梁平说，“多少年的红旗，转眼间就垮了、倒了。”
从前的“小阿弟”--民营婺剧团开始唱上了主角。“民营剧团买了国有剧团的设备以后，为争夺演出市场，就要提高演出质量；提高演出质量，就要聘请好演员好乐队好乐师，同时为加强队伍力量，招收当地农村青年，青年是外行，就得请离退休老艺人充当教师。”据丽水缙云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褚彭俊介绍，经过内部洗牌，20世纪80年代普查时的147个民营剧团，大浪淘沙最终“淘”得剩下的这30多个。他们不仅把当地演出市场尽收囊中，还把江山打到了温州、金华等地甚至外省的农村。
2005年12月22日晚，在浙江省首届专为民营剧团打造的“山花奖”戏剧节上，从缙云的30多个民营剧团中精选而出的两台大戏分获金、银奖。
缙云不同所有制剧团命运的“此起彼伏”并不是孤例。据调查，2000年，浙江省尚有118家国有剧团，而到目前，能正常演出的只剩下30多个。与此同时，民营剧团快速崛起。来自浙江省文化厅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浙江全省目前共有登记在册的民间职业剧团485家。它们全年为农民演出场次约17万场，以每场1000人观看计算，全年观众人数达1.7亿人次。这些民营剧团大多经营状况良好。他们进山区、上海岛、下农村，为渴望文化生活的农民们送去精神食粮。
“演得多，走得多，收入自然就高。”2004年，“越剧之乡”嵊州的101个民营剧团，年收入达8000万元。演出最多的群艺剧团年收入130万元。而在男子越剧的发源地－－嵊州富润镇下安田村，全村收入呈“三足鼎立”之势：越剧演出收入100万元，农业收入100万元，其他副业收入100万元。
观众不爱戏曲，还是剧团不爱观众？
国有剧团“英雄气短”之际，民营剧团却如雨后春笋蓬勃兴旺，不仅占据农村文化大半壁江山，甚至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。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吕建华认为，生存机制和生存意识的不同，是造成两者之间现状悬殊的重要原因。
“国有剧团长期由国家拨款养活，没有生存的基本压力，因此，也就没有改革的原动力。”吕建华说，“在浙江，每年有3600万人头费和事业费养活这些国有剧团，相当于每天拿出10万元，这些钱，一天至少可购买民间职业剧团10场戏。”可现实的状况是，好的国有剧团一年最多演七、八十场，少的只能演10来场。
而民营剧团大多采用个人投资方式，以及“自愿组团、自主经营、自备服装、自带伙食、自定分配”的办法进行组织，没有政府一分钱拨款，完全依靠自己在演出市场中出效益。不演出剧团就无法生存，演员就没有收入。据介绍，丽水缙云的30多个婺剧团，除了浙江本省，足迹还遍及安徽、江西等省份的广大农村，一年在外演出时间七、八个月，有的甚至达到10个月。嵊州艺术中心一团，在温州乐清市连续演出12年，每年平均演出600场，有时一天要演4、5场。
其次，演出和剧团运转的目的和原动力不同，也是造成两者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。
吕建华说，许多国有剧团目的很明确，就是为领导，为评奖。他说，得不到奖，就没有钱，也没有一切。许多剧团每年别的事不干，就磨一个本子、一部戏，为的就是冲击文华奖、梅花奖之类的国家奖项，与市场显著脱节。“因为只要一出戏能获奖，不仅团长和主演主创人员能够得到各种嘉奖、表彰和职称职务的升迁，各级地方政府还会给予各种额外的财政补贴和奖励。为冲击一些国家大奖，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在排戏之前就慷慨拨款，全力扶持和资助。”
大制作、大投入、大队人马，这些剧目的命运又是如何呢？有十六年国有剧团团长生涯的梁平娓娓道来：“大部分的剧目最多演3场--彩排一场，汇演一场，招待演出一场，3场演完，刀枪入库，马放青山、人员解散，服装灯光布景道具摆进仓库。”
而完全以赢利为导向的民营剧团却把观众摆在了首位。缙云县婺剧二团团长胡景其说，“只要有人想看，只要价格合适，哪怕山区海岛、田头船上，条件再恶劣，我们都去演。”为满足农民戏迷的要求，民营剧团开出了花样繁多的“菜单”。嵊州市群艺越剧团团长石国荣表示，剧团能演生日戏、周岁戏、寿年戏、体面戏、吉利戏、彩头戏、庆贺戏、造屋戏、乔迁戏、庙会戏、菩萨戏等等，不下２０种，尤其是一个故事一出戏的“路头戏”，根据观众需要，可运用越剧传统，编演上百出戏。“一出《狸猫换太子》可演七天七夜，一本《孟丽君》可演五天五夜是很平常的事情。观众想演几场，我们就能用不同剧目演几场。”同时，民间职业剧团还把握住农民群众希望能看新剧目的心理，不时赶编一些现代小戏和歌舞节目，丰富演出剧目。
谁在市场细分后胜出？
梁平说，相比城市里的国有剧团，民营剧团走的这条路，艺术质量不高，硬件设施如灯光服装道具效果不强，剧本内容并不怎么高尚，因此，大多民营剧团没有选择城市，而是将购买人群定位在了农村，以及年龄在５０岁以上的老年人。对他们来说，民营剧团就是“饥饿中的窝头，干渴时候的白开水”。
来自浙江省文化厅的数据显示，75%以上的农村人口只占有约30%的文化资源。正是农民文化生活的饥饿状态，使得深入乡间的民营剧团大受欢迎。温岭、玉环等地一些戏迷，走街串户地跟着剧团看戏，有时候一个月看上20几场。
丽水缙云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褚彭俊说，浙江农村有着广泛的戏剧基础，文化需求旺盛，但文化消费能力却相对较低；消费主体分散，但却崇尚聚会式的集中消费方式；日常性文化消费疲软，但节庆、婚丧活动性文化消费强劲。看戏成为许多人、特别是老人贫乏文化生活中的亮点。诞生于农村的民营剧团正是看到了农村戏剧消费的特点，并结合自身特点，才做出了“无米之炊”。
“国家剧团普遍不景气，大家都在喊是观众不需要我们。我觉得恰恰相反。不是观众不爱戏曲、不要戏曲，是我们放弃了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，是剧团不爱观众，抛弃了这块大阵地。”梁平说。
据介绍，国有剧团的许多获奖作品大量依靠技术和设备支撑，轻易无法下到基层。如宁波的《阿育王》，光装台就要三天，离开了艺术中心，根本就无法演出。记者在采访时也常常能听到一些国有剧团的负责人的解释和抱怨：我们不是不愿意下基层，而是“下到地方演出成本太高，道具等的运输也不方便”。
割舍了农村这片大市场，国有剧团在文化娱乐方式多样化的城市中愈显“两拳难敌众手”。
浙江省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茅威涛一直致力于越剧的改革和实践。她对记者说，她过去一直希望越剧能够成为一门雅俗共赏、老少皆宜、覆盖城乡的艺术，但事实证明，这只是美好愿望。文化消费方式多元和审美情趣多元的结果，“就是你只能也仅能争取到一部分人群”。然而，恰恰因为许多剧团没有设定特定的消费人群，许多探索和改革反而将原有的剧种改得似是而非。结果老戏迷们不接受，年轻人们不喜欢，弄成了四不象。
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黄先钢说，从发展趋势看，未来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民营剧团必将进一步发展壮大，并不断提高艺术水准和演出质量，甚至可能进军城市市场。反观民营剧团的生存之道，要改变国有企业的生存状况，当务之急，就是改变国有剧团及其演职人员的观念和意识。只有真正树立市场观念和大众观念，未来国有剧团才可能在与民营剧团的较量和市场争夺下，有存活下来的机会。
不再是过去的“草台班子”，今天的民间职业剧团无论在服装、灯光、舞美和演员的演技上都日趋成熟。
随便找一个屋子，在简陋的一角梳妆，对民间职业剧团的演员而言是家常便饭。
一个好的乐师和一个好的演员同样重要，在一切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的民间职业剧团，对有本事的 “角”，剧团舍得出大价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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